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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特殊的刑事案件引发的继承公证思考

发布时间:2016/12/8 10:04:58 来源:本站 浏览:1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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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特殊的刑事案件引发的继承公证思考

厦门市公证处  周凌

 

【摘要】在一起妻子刺伤丈夫致其死亡的刑事案件中,妻子作为丈夫遗产的法定继承人,并不必然因其行为而丧失继承权,在法院对刑事部分定罪量刑的基础上,公证处作为法定证明机构,有权对继承人是否丧失继承权做出证明,并应严格依法定要件进行认定。同时在办理此类案件时还会涉及到未成年继承人的代理及遗产分割、执行等实践操作问题,需视不同情况予以区别对待。

【关键词】丧失继承权、故意伤害、事实行为、证明机构、代理

 

笔者在工作中接受了一位老人的咨询,其儿子在家中被怀孕的儿媳用刀刺中大腿,因失血过多死亡,咨询之时儿媳刚刚生了孙子,被羁押在看守所,孙子由老人夫妻照顾,因儿子的工资存在银行,不知道密码,银行要求办理继承权公证确认存款继承人,以便领取存款。

笔者在审查相关证据,考虑是否受理该案时,着重关注了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死者配偶是否有继承权?

可以说,这是该案件的核心。若死者配偶的行为是故意杀人,则根据《继承法》第七条第(一)项“继承人故意杀害被继承人的丧失继承权”,当然不能继承死者的遗产;但若死者配偶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过失杀人或者故意伤害致死呢,是否必然丧失继承权?笔者认为,由于法院尚未审理,案件的具体情况仍未明晰,公证处仅凭死者父母这方的一面之辞恐难全面、准确了解事件的全貌,对死者配偶的行为无法定性,因此难以认定儿死者配偶是否丧失继承权。

第二个问题:公证处是否有权认定继承人丧失继承权?

这是由第一个问题引申出的疑问。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法院是国家审判机关,“通过审判活动,惩办一切犯罪分子,解决民事纠纷”,因此法院有法定的裁量权,有权认定继承人是否犯罪、是否剥夺继承权;而根据《公证法》的规定,公证处仅是证明机构,所证明的内容为“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是否有足够的权限认定继承人丧失继承权呢?笔者认为,《公证法》所规定的“有法律意义的事实”指的是“依法能够引起民事法律关系产生、变更或消灭的客观现象。”,继承人因为自己的事实行为触犯了法律的规定,侵犯了被继承人或其他继承人的权利,满足了丧失继承权的法定要件,其继承权依法自然丧失,公证处不是剥夺了继承人的继承权,而是对继承人丧失继承权这一事实进行了证明,因此法定丧失继承权属于公证处的证明范围之内。在此,不必担心公证处的认定与法院的判决会有冲突,因为若法院仅对刑事部分进行了判决,则民事继承的部分可由当事人经协商一致到公证处进行公证;若当事人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属于有争议案件,可以另行进行民事确权诉讼,由法院认定其是否丧失继承权。

第三个问题:死者的儿子由谁代理申办继承公证?

根据《民法通则》第16条:“未成年人的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死者的配偶是其儿子的法定监护人,原则上,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或罪犯,虽然被限制人身自由、剥夺政治权利,但其民事权利非依法并经法定程序不能予以剥夺,因此其不仅可以自己申办继承公证,还可以代理其被监护人申办继承公证。

但是在这一案件中,死者的父母是否可依《民法通则》第16条第二款的规定作为死者儿子的法定监护人呢?对于《民法通则》第16条第二款“未成年人的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的”,在《民法通则解释》第11条是这样规定的:“认定监护人监护能力,应当根据监护人的身体健康状况、经济条件,以及与被监护人在生活上的联系状况等因素确定。”因此未成年人的父母是否有犯罪行为或被限制人身自由并不在法条列举的范围之内,但可以作为认定监护人监护能力的依据。据此,笔者认为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定罪量刑之前,死者的配偶仅是犯罪嫌疑人,虽然被暂时限制人身自由,但民事权利义务并未受到影响,也存在着被无罪释放的可能,作为未成年人的母亲,应当以其作为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才能最大程度的契合公序良俗、体现立法精神,因此在这一阶段不能草率认定其没有监护能力,可以通过委托公证等形式代理被监护人申办继承公证、领取遗产等;若死者的配偶因其犯罪行为被定罪并收监执行,不仅说明其行为性质恶劣,而且被限制人身自由,不仅在情理上会对被监护人产生不良影响,在现实生活中也缺乏行使代理权的可行性,因此可以认定其没有监护能力,由其他近亲属作为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代为进行继承活动;若死者的配偶因其犯罪行为被定罪但获得缓期执行,说明其主观恶性较小或有悔罪表现,也能获得较大程度的人身自由,从保护未成年利益的角度,还是应当认定其为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代理未成年人进行民事行为。

由于涉及遗产的占有和支配,因此未成年继承人的代理权可能会成为继承人间争议的问题,也是公证机构在受理继承案件时应当注意审查的要件,公证员应多了解被继承人的家庭情况,向未成年继承人的其他近亲属、其父母所在单位或其住所地的居委会、村委会征求意见,最好能由其近亲属达成书面协议,必要时由相关机构或法院指定监护人。

第四个问题:死者的存款如何领取?

即使在上述问题都解决之后,公证处出具了继承公证,从法律上证明了继承人的继承权,但在实际操作中,作为死者遗产的银行存款却很难顺利取出。因为根据《婚姻法》第17条的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工资归夫妻共同所有,因此无论死者的配偶是否丧失死者的遗产继承权,作为配偶,她都拥有上述银行存款的一半份额,因为存款属共同共有且不易分割,因此银行一般会要求所有继承人及共有人共同领取遗产。在死者的配偶未到场的情况下,死者的父母即使取得继承权,也无法单独取出全部存款或仅取出他们继承的那部分存款。

笔者认为,可采取一种变通方式,即在法院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判决之后,将上述遗产中属于其配偶(罪犯)的份额作为民事赔偿金,由法院予以执行。

由于第一个问题无法明确,公证处做出了不予受理的决定。

几个月后,死者的配偶又到公证处咨询,此时公证员大致了解了整个案件,由于死者存在家庭暴力,因此法院判决死者的配偶犯故意伤害罪,并予以了缓刑。死者配偶还表示两位老人已原谅她的行为,并愿意放弃继承权。

虽然法院对死者配偶的犯罪行为已有了定性,但公证处对其是否丧失继承权仍存在分歧。

一种意见认为应认定死者的配偶丧失继承权,理由是虽然她的行为没有被认定是故意杀人,但故意伤害罪本身说明从犯罪主观方面她有杀害被继承人的故意,其犯罪行为的损害后果造成了被继承人死亡的事实,情节严重,依据民法适用优先于刑法的原则,应根据《继承法》第7条第一款的规定,剥夺其继承权。而这可能会引起当事人的异议,成为有争议案件。

另一种意见认为,剥夺继承权是对继承人所犯的违法行为所采取的一种最严厉的民事制裁措施,应当且只能由人民法院依法行使,公证机构作为证明机构,不具有剥夺当事人民事权利的权力,因此该案应由人民法院确认继承权。

由于不予受理的意见占据主导,因此公证处最后没有受理此案,并建议当事人直接向法院提起确权之诉。

对于该案,笔者认为公证处可以受理,并且根据实际情况,对继承权酌情做出不同的公证证明结果。

首先,公证处有权认定当事人丧失继承权。根据继承权丧失的定义:狭义的继承权丧失,也称剥夺继承权,是指继承人因对被继承人或其他继承人犯有某种严重的不法行为或违法行为,经人民法院判决依法剥夺其继承权或者依照法律规定其自然丧失继承权。因此只要当事人存在《继承法》第7条规定的四种行为,就依法自然丧失了继承权,通过人民法院的裁判只是剥夺继承权的形式之一,公证处作为证明机构,将当事人丧失继承权的法定事实通过公证书的形式体现出来,并未超出公证处的职权范围,相反,这恰恰是公证处的价值所在。

其次,在本案中,不应剥夺当事人配偶的继承权。刑法中有罪行法定的原则,虽然民法的适用优先于刑法,但剥夺继承权作为一种民事制裁措施,仍应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予以认定,否则将侵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继承人故意伤害被继承人致被继承人死亡与故意杀害被继承人是两回事,二者不能混为一谈,不能对故意杀害作扩大的解释。”根据《继承法》第7条第一款的规定,导致丧失继承权的行为必须在主观上是故意、客观上有“杀害”的行为、而行为后果不论,本案中,被继承人的配偶虽然在主观上存在故意,但客观上的行为仅为“伤害”,即使后果导致了被继承人的死亡,但因不具备客观要件,不属于《继承法》第7条第一款所规定的丧失继承权的情况。

第三,本案有其特殊性,本案中的所有继承人关系较为缓和,大家都希望由被继承人的儿子继承被继承人的遗产,因此无论公证处认定被继承人配偶丧失继承权、拥有继承权还是放弃继承权都不会引起继承人之间太大的争议,只要当事人协商一致,各种方案都可以被接受,公证处只需酌情做出认定即可。若碰到其他案件中,各方当事人针锋相对、分歧较大,确实可以建议当事人直接向法院起诉,由法院裁定遗产归属。

面对这样一起不幸的案件,笔者在为这个家庭唏嘘的同时,也开始思考公证与其他部门法律及其他司法程序的地位和关系,笔者认为在涉及多个法律关系的案件中,公证作为其中的一个环节,应从其定位和作用出发,体现为民服务的价值,使当事人的生活尽快回复平静,实现社会的和谐与安宁,同时摆正与其他司法部门的关系,既不妄自菲薄,推卸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同时也不越俎代庖,僭越法律赋予的司法职能,在每一个个案中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公证尊严。